毛道生:让校本教研在教育现场中焕发活力——以成都七中校本教研为例

时间:2019-06-28      来源:成都七中实验学校

让校本教研在教育现场中焕发活力


——以成都七中校本教研为例


成都七中实验学校  毛道生


【内容摘要】校本教研 “基于学校,为了学校,发展学校”的特征决定了学校教育研究必须在教育现场来展开,学校是教育研究的基地,教师是教育研究的主体。本文提出教育研究,必须进入到教育发生的现场,置身于教育之中才能有切身感受和鲜活灵感,要让校本教研在教育现场中焕发活力。文章从价值、策略、保障方面展开,对基于教育现场的校本教研进行了分析论述。如果回归“基于教育现场”的初心,在文化熏陶、搭建平台、建设场所等手段的保障下,通过促进教师的专业表达、互动对话和自我内省等策略推动下,就会实现融合理论与实践、凝结教师的教育智慧、催生教师的意义感等教研价值,从而让校本教研焕发出生命活力。

【关词】教育现场   校本教研  价值  策略


人类之所以成为“万物之主”,全赖教育帮助我们传承已有文明,开启未知世界,可以说是教育让我们能成为真正的“人”。当然,教育是“人”专属的社会活动,只有“人”才能被教育。

教育以其特有的复杂性和可能性,使得教育成为一项充满智慧的探险之旅,需要教育人不断地在已知和未知之间、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线性与非线性之间摸索前行,不断地扩大人类的已知范围,促进人类自身更加完善和生活更加美好。

尽管教育是“探险之旅”,但人类不是意气用事、盲目冲动的“探险家”。我们不但带着天然的“遗传”财富,会“模仿”学习,我们更能在试错、尝试、体验等过程中,通过反省、思索、辨析、推理等逻辑思维过程来自我调整和自我进化,让我们的“探险”变得可控、可行和可续,这个过程可称为“研究”过程。因此“在研究中教学”是教育的必然要求,教育科研也就成为学校质量提升和教师专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对教育的研究,可以跳到教育之外来“独立观察”吗?教育是无处不在的,有人的地方就有教育的发生,没有谁能真正抽身出来。教育研究,必须进入到教育发生的现场,置身于教育之中才能有切身感受和鲜活灵感。因此,校本教研,只有在教育现场才能焕发活力。校本教研的“基于学校,为了学校,发展学校”的三大特征本身就是强调学校教育研究必须在教育现场来展开,学校是教育研究的基地,教师是教育研究的主体。

一、基于教育现场的三大价值:融合、智慧、意义

“应然”角度来讲,学校教育应当以“美好”来展示自我,但“实然”状态的教育却是“学校会伤人”。学校的活动未必都是“教育”,可能有很多“反教育”行为。促进人积极变化的行为才是“教育”,必须有“教育”发生的地方才是“教育现场”。基于教育现场的校本研究,是以“问题”为切入,以“美好”为方向而展开的研究。

1.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融合

在中国,从来不缺乏好的教育研究,也不缺乏好的教育实践,但缺乏把这两者有机融合,并能充当这两者之间的“信使”的人。一线教师最大的困惑就是如何更好地搭建理论与实践之间融合和贯通的桥梁,使得自己的教育实 践更理性,教育理论更接地。

理论是实践的抽象,对实践有着解释、指导和预测的功能。实践是理论的载体,对理论有着传承、印证和批判的功能。没有理论指引的实践就会盲目而低效,而没有实践承载的理论就会虚幻而孱弱。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融合与双向切换,一向是学校教育研究的核心追求和根本使命,而理论和实践的连接桥梁和转换中介就是教育现场。

STEAM课程观得到视野开阔、敢于尝试的成都七中英语组高度认可,他们突破英语学科的局限,抓住STEAM课程是以学科整合来培育创新型、实践型人才的教育本真,主动和物理组合作探索,由英语老师上抛石机制作、核能源、牛顿第一运动定律等内容,让全校老师耳目一新。英语组不但努力去寻找理论在实践中的落脚点,如国际理解教育、批判性思维能力培育等,也积极寻找实践在理论上的支撑点,其开展的“学习型高中英语规范书写教程”“新课标高中英语24个话题”“高中英语实用语法”等研究,有效引领英语教学实践。

2.促进个体与集体的智慧凝结

校本教研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对教育智慧的凝结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没有“转识成智”的教研活动就是为了完成“点卯考勤”的任务驱动型教研,必然是低效,甚至是无效的。

一方面,必须是在教育现场的实践中凝结教育智慧。教育智慧作为一种实践智慧,具有“具身化”的特点,必须是教师对经验和经历的充分体验和深刻感悟后积累而成。范梅南强调“教育智慧的本源处是一种热爱,一种激情,一种迷恋。一个灵魂迟钝、麻木的成年人从根本上就丧失了教育智慧,任何方法,任何知识都无济于事。”教育智慧必须首先来自于教师对于教育本真意义的沉思和追求,而不是简单地与教师生涯的时间长短相匹配,新教师可能很快形成教育智慧,老教师也可能长年无变化。

另一方面,要推进个人智慧和集体智慧的相互促进和相互补益。以聚焦课堂的“磨课”为例,很多学校的教研组在承担了学校的“公开课”任务后,就指定“把关教师”指导教师素质较好且积极向上的年轻教师去上,直到最后正式呈现时全组的老师才“一睹真容”。没有事前的充分沟通,没有参与到“磨课”过程中,只是在最后评课过程中礼节性地、蜻蜓点水般的评课,很难把献课老师的智慧转化为听课老师的智慧,也难以把教研组的集体智慧转化为献课老师的个人智慧。因此,“磨课”应该想法让尽量多的老师参与其中,全程参与其中。

3.催生教师职业幸福的意义感

教师为什么会产生职业倦怠感,难道是他们真的是因为职称评到顶了吗?难道他们真的是嫌弃教师待遇低吗?难道真的是因为教育的责任和压力太多了吗?这些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但最根本的是他们没有看到日常教育活动的意义。人是意义的存在,追求生命的意义是人的本质属性,意义感带来幸福感,意义感的缺失导致了专业发展动力不足。

一线教师之所以把诸如备课、上课、出题、阅卷、批阅作业、找学生谈话、课堂提问、擦黑板、放幻灯、组织课外活动等等看作“琐事”,就是因为孤立的看待这些琐事,而没有看作是整个教育活动系统的要素,没能发现和体会其教育意义。教师对教育目的不明晰,不认同,不践履,就会在琐事中迷失教育方向,丢失教育价值,衰落教育情怀。

命题是教师的教学基本功和基本工作内容,然而,很多老师一则怕命题对质量和预测分数的高要求,二则嫌原创或者改编试题需要耗费较多精力,纷纷推脱命题任务,即或承担也是东拼西凑而质量不高。对此,成都七中特意发动“名校联盟”成员学校,共同组织举行“聚焦核心素养,提升命题质量”的学术活动,把成都七中的老师全部卷入其中。生物组则借势策划了“好题分享”主题教研活动,教研组副组长汤洋率先垂范第一个发言,重点讲述自己在命制好题过程中的快乐与收获。

二、基于教育现场的三大策略:表达、对话、内省

教育是“人”的活动,由“人”来组织和实施,为了“人”的发展和成长而展开。教育科研,不但要致力于“学生”的生命成长,也要致力于“教师”的专业发展。校本教研的有效策略,就应该“以教师为本”为圭臬,让教师去表达、去对话、去内省。

1.表达:输出即输入

作为教师都知道,与其给学生讲三遍,不如学生讲一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讲”或“写”是我们思维的“输出”形式。在“输出”的过程中,我们在不断地进行知识搜索和建构,不断地进行思维辨析和调整。“输出”时,必然会有“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于是倒逼自己去“输入”,即倒逼自己不断积累经验和汲取营养。这里的“输出”,不仅仅是教育写作,还包括各种场合的发言、作报告、写读书笔记、教学反思等等。

成都七中坚持“有会就有交流”原则,想方设法把“话筒”交给教师,充分发挥会议的学术性作用。不管是学校层面的大会,还是教研组会、班主任会、备课组长会等等,都尽量请老师就会议主题内容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介绍自己成功的经验,而不是会议主持人“唱独角戏”,也不是简单的工作布置。这就要求管理者或组织者要深入教师群体中去,阅读教师,了解老师,发现老师的“亮点”和“闪光点”,帮助老师提炼个人思想。另外,对老师“发言”,事前的沟通和指导,以及事后的点评和引领,都非常重要。安排老师“发言”,目的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而不是“贴标签”的任务,或者是“奖励”老师的手段。对于教师个体而言,千万不要拒绝“发言”的机会,每一次“发言”都是你的成长机会,不要嫌麻烦,怕困难。

2.对话:摩擦出火花

陶行知说:“生活与生活一摩擦便立刻起教育的作用。摩擦者与被摩擦者都起了变化,便都受了教育。”教育研究也是如此,要倡导通过同事们之间的专业对话来“摩擦”出教育火花,使得双方“都受了教育”。佐藤学尤其强调教师并非独自一人在学习,而是在教师的共同体中成长,这种共同体可以用“同僚性”来形容。当学校以“同僚性”为基础进行组织和运作时,就演变为“学习共同体”,最适合教师的学习和成长。

获取专业指导的途径不仅仅是专家报告,更有效的是来自与同行基于教师专业生活现场的教育对话,对话过程隐含着价值选择、思维启迪、观点碰撞,因此具有深刻的教育意蕴,被誉为教师发展的“阿基米德支点”。对话双方不断地产生教育理念和教育生活的互动共振及和谐共鸣,创生出有价值的观点,走向知行合一,实现智慧通达,形成优势互补的共赢互助模式。

成都七中以“聚焦课堂”来搭建专业对话的平台,组织赛课、研究课、转转课、献课等多种形式的公开课,除了本校老师来磨课、观课、议课,还聘请校外名师和教研员,以及学校退休名师来担任“课堂教学专家”来指导。我作为分管教学的副校长,每学期听课50节以上,不但要与上课老师进行单独交流,参加备课组评课,还要在全校教师会上集体反馈一次。

3.内省:反思促内生

教师专业发展关键在于自主主动发展,学校教师队伍建设要有“培训”走向“培养”,由“培养”走向“培育”,必须在激发教师专业发展的内生力上下功夫。教师专业发展的内生力,既包含了自我驱动的内动力,也包含自觉反思的内省力。基于教育现场的研究,具有情境性、即时性、实践性、理念性等特点,特别能引发和激活教师的自我反思。

教师的教育反思形式很多,如比较反思、优化反思、扬长反思、创新反思、升华反思等。教育反思话题来源于问题和经验。对于教育有心人而言,问题不是灾难而是机会,甚至是资源,从问题入手寻找改进教育和提升自我的动力与方向。积累和总结经验不是科研,把经验理论化、普遍化和自觉化才是科研。

成都七中语文组教研组长黄明勇老师带领语文组不断总结学生语文学科素养提升的有效途径,开发了原创格律诗比赛、原创散文诗比赛、课前5分钟演讲、课前时事播报等学科活动,组织朝花文学社、国学社等学生社团。这样,形成了成都七中“三系”语文校本选修课程,即传统文化经典阅读系(墨池国学讲堂)、创新作文写作系(“真生活、新思维”写作高级研修班)、在地文化系(蜀文化)。

三、基于教育现场的三大保障:文化、平台、场所

“基于教育现场”本身就意味着学校是组织者,也是受益者,学校就需要从文化氛围、平台搭建和场所建设等方面去保障和支撑基于教育现场的校本教研。

1.文化:学术至上,团体为结

校本教研,既是一项教育活动,也是一项学术活动,都是以学校文化为背景和支撑来展开。“科研兴校”的主张得到广泛的认识,但科研如何才能兴校?前提就是营造有利于推进科研的文化氛围。学校是“知识分子打堆”的地方,“文人相轻”是痼疾和藩篱,对此必须形成“彼此尊重,相互学习;和谐竞争,共同引领;智慧碰撞、资料分享”的团队文化,把一切分歧和争议定位于学术见解不同的层面,而不随便上升到思想和道德层面,促进学术交流时大家“敢说”“想说”“能说”。

成都七中素有“打团体仗”的传统,形成了“不但要自己优秀,还要带领团队优秀”的共识,非常注重团队建设。团队建设,既包括属于正式组织的学校团队、教研组、备课组、年级组等,也包括新进教师学习小组、课程开发团队、课题研究团队、篮球社、瑜伽社等非正式组织。另外,成都七中还创造性的成立了创新教育中心、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等学术性机构,凝聚教师的教育智慧。团队建设不要局限于本学科,成都七中英语组不但把外教、高校教授、省市教研员、学会专家纳入教研组研究团队,还主动聘请信息技术老师担任英语组的技术支撑专家,还延请新东方、奇速英语、批改网等社会机构人士,做到以校为本,一切有利于英语学科建设的人士都可以为我所用。

2.平台:内外结合,校本导向

一谈到校本教研,学校和教师就容易局限于课题研究和教研活动,而忽略渗透在日常教育教学活动的“泛教研”,如教学反思、教育沙龙、阅读分享等。前者可以看作是静脉和动脉的主血管,后者可以看作是分布在全身的毛细血管,共同构成学校教育研究的血液系统。

“走出去,请进来”是常见的教师培养和校本研究形式,“基于教育现场”思想我们做得更有效?“走出去”,要思考“要解决什么问题?”“派谁出去更合适?”“对方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别人好的东西如何校本化应用?”“如何实现‘一人学习,全组受益’?”不能稀里糊涂地派人出去学习,回来后又束之高阁。“请进来”,要记住,不是谁都可以来讲学的。要请“懂你”的人,知晓该校存在的问题、教师的思想动态、学校期待倡导的理念、教师的行为实态等等,因此对专家的研究领域的考察,以及实现和专家的充分沟通就非常重要。

3.场所:处处可研,时时能谈

教研,是一种思维性活动,从思维上讲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展开“思想遐想”,但从心理上讲“思想遐想”需要适时适地的条件。学校不但要营造追求卓越、开放包容、鼓励创新等学术氛围的“软环境”,还要打造温馨高雅、随性自由的教研场所和设施。在教育人眼里,无处不教育,生活所在就是教育所在,教育所在就是研究所在。

成都七中校园幽静精致,环境优美,老师们很乐于在校园内边散步边交流。学校不但有书籍丰富、温馨恬适的教师书吧,方便教师阅读和交流,还有七里香长廊、子云亭、教师休息室、图书角、休闲桌椅等亲民性和参与性很强的场所。英语组策划了“英诗朗诵”主题教研活动,请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朱微教授指导,为了营造与之匹配的氛围,向学校提出到望江公园进行,得到学校的认可和支持。

总之,校本教研回归“基于教育现场”的“初心”,在文化熏陶、搭建平台、建设场所等手段的保障下,通过促进教师的专业表达、互动对话和自我内省等策略推动下,就会实现融合理论与实践、凝结教师的教育智慧、催生教师的意义感等教研价值,从而焕发出生命活力。


参考文献

1、裴娣娜.教育研究方法导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8月

2、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

3、谢维和.教育活动的社会学分析——一种教育社会学的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第2版

4、石中英.教育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


(该文发表于《未来教育家》2018年第7期)